外交学在职研究生教学内容分析

对于每个学科来说，我们首先必须思考的问题是，教师应该教给外交学在职研究生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外交教学也不例外。在职研究生教育信息网老师分析认为，中国的外交教学在内容上或许需要考虑五点:其一，中国外交教学的重心应该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外交关系，比较研究也应服务于这个目标。其二，既要考虑中国的国际地位，又要兼顾国际环境的趋势，使培养的学生既能满足国家战略的需要又能准确地把握国际环境的变化。其三，既要重视外交理论的讲授，也要重视外交的真实世界，尽量弥合或者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其四，外交教学需要重视中国外交史以及外交思想史。其五，在外交教学中(尤其在研究生的教学中)，应加强研究方法训练，培养学生的基本研究能力。然而，在这些方面，目前中国的外交教学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巫待改进之处。

(一)外交教学中的中国意识问题

与中国外交研究的问题意识薄弱一样，中国目前的外交教学同样也存在着中国意识相对薄弱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外交教学在对一些传统敏感性问题在“内政”与“外交”的边界把握上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具有明显的国际背景，需要通过国际性的努力、国际性理解甚至国际性支持等方式来加以最终解决，但由于相关方面出于这些问题的性质具有“国内性”以及在外交上“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考虑，导致这些问题较少地被纳人到中国外交教学的视野。例如，中印关系中的“西藏问题”、中国与中亚外交(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多边外交)中的“疆独”问题等，这些问题一般很少成为我们教学的关注点。即使有所涉及，也是更多地强调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一线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在教学中回避讨论这些问题，有可能既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也难以有力地支持中国外交的一线工作。

第二，对于中国外交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现象，目前中国的外交教学涉猎较少。例如，外交教学较少反映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特别是网络舆论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较少反映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知识精英的作用以及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中国外交取向和决策的影响;较少反映利益集团、中央和地方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外交的走向;较少反映市民社会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也较少反映正在愈演愈烈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和中国外交的影响等。根据笔者的了解，尽管少数高校在课堂讨论中已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有所涉猎，但是从整体上看，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教案都未能很好地吸纳这些对中国外交有复合性影响的现实问题。

第三，中国外交教学未能全面地反映中国外交实践的真实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最近的20年中，随着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外交回忆录、领导人重要外交文集、外交年鉴和外交辞典等的系统出版，这些进步使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术环境有了实质性改善。其中，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表明中国外交工作的透明化制度日益完善。但是，外交毕竟关乎国家安全，外交档案的解密也需要一个过程，很多外交决策往往是在幕后完成的。这使得教学一线的老师难以了解到问题的深层次背景和全貌，从而致使教师在教学一线中无法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而只能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概括性的主张。此外，信息不对称抑或政治敏感性也使得教学界不敢涉猎外交实务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边界谈判问题)，针对这一点，笔者在与外交一线同志进行交流时深有体会。

(二)大国意识和全球意识两者的关系问题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大国，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其经济地位和国际形象日益提升，成为当今世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即使在积贫积弱的年代，其固有的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大国意识也根深蒂固地存在。但是，拥有大国意识并不等于拥有全球意识。目前，中国的大国意识还没有带来全球意识的相应提高。我们在追求强调自我关照的同时，仍相对缺乏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普世情怀，学界在这方面的反思与探讨也相对较少。中国的许多理论主张尽管不乏国际主义、人类和平、世界正义等议题的关怀以及对现行秩序不合理方面的批判，但诸多主张仍比较流于表面化，基本上较少关心本国以外的、涉及全球事务的那些需要做出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问题，缺乏真正的人文精神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全球意识的相对不足反映在中国外交教学过程中，其主要表现是，教学界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讲授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双边关系上，对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对国际事务中出现的新的公共议题没有显示足够的关怀、对全球公民社会的关注也相对较少。

由于中国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对外开放主要还是对西方开放，民众和社会对发达和成熟的社会概念主要以西方社会作为参照系统。这就导致了整个社会弥漫着比较浓厚的“西方中心”意识、与大国为伍的意识。与大国为伍，成为发达国家一员可以说是目前中国的一种“集体认同”，但这种大国意识并没有相应带来全球意识的提高。笔者观察到，我们在强调美国等大国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了中等发达国家和小国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在政府层面，尽管我们也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实际从事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学者和机构却相对较少。

全球意识相对不足还表现在教学中。教学界较少关注全球性公共问题兴起以及公民社会在对全球性问题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中，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导致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不足，社会对国家的依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使得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更多的是希望政府去应对国际性危机，而认为它们与普通民众无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由一个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发展的进程中，其国民的全球意识也应与大国的地位相称，中国学界和社会所应具有的全球主义关怀也应随之提升。然而，目前我们的外交教学恰恰缺乏这方面的内容和方案。

(三)学术理论与政策话语问题

中国外交研究的话语体系应包括学术理论体系和政策话语体系。但目前学界的普遍认识是，上述两者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学界的理论研究仍停留在理论论证政策的层面，创新相对不足。自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的外交理论与思想特别注重对最高决策者在对外政策上的“代际差异”与“代际继承”，例如，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是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国际秩序观、国家利益观、战争与和平的观念)、江泽民的外交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等外交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研究主要建立在对中国外交行为方式以及主要领导人的外交实践与言论的考察之上，其中，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是核心。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是学界最为着力研讨的内容。然而，面对正在发生的新的国际事件，我们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角度来对之进行评析，或只是原则性地运用上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来进行解读，这反映出我们学界在理论创新上存在不足这一问题。而理论创新的不足反映在教学上就常常表现为政策总结多、原则性内容多、宏观战略性多，而实际指导外交一线问题的中观、微观层次理论则相对较少。

与此相联系，目前，长期从事中国外交教学与研究的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学界往往被西方的理论与话语牵着走，用西方的理论话语生搬硬套地诊释或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甚至对西方理论话语盲目崇拜，缺乏批判精神。例如，随着中国对国际影响力的加深，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和主流国际关系学者都开始讨论中国在未来亚洲秩序乃至整个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但他们的思考大都受自身国际关系方法论和思维方法的影响。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些用从西方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亚洲和中国的学者，还没有形成一种解释中国与亚洲秩序关系的并被普遍接受的理论。这表明，西方概念和理论不具有普适性，其方法论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但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反思西方理论局限性的趋势和氛围并不明显，其大量的学术论文仍以西方理论中的认知逻辑为起点，运用西方的概念来衡量、诊释和批判中国外交。可以说，直至今日，仍有“太多的人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苹果(西方)的理论来解释橘子(中国)和改造橘子”。

在职研究生教育信息网老师认为，在思考中国外交教学或者研究中的理论创新问题之前需要反复思考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是需要领袖人物的政治理论作为行动指南，还是需要学界创立的学术理论来解释甚至预测政策选择。前者是领袖和政治家的任务，后者则是学界的任务，二者的功能是不同的。笔者认为，目前我们缺少的不是前一种理论，因为在中国外交教学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已经越来越系统化且有的已经具有了实践的可操作性。我们缺少的是后一种理论形态，它在教学和研究中都比较稀缺。如果不能摆脱学术论证政策的局面，那么理论就会继续停留在较低层次，政策也很难得到理论的有力支撑，教学也较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四)历史和思想史的借鉴问题

任何国际政治理论都具有历史性，历史性是构建国际关系的基础。陈乐民在《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一文中曾指出，研究国际政治不应满足于对事件的描述，还要把眼光放在国际局势和人类社会的走势上。他认为，国际政治连接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的知识，若要走出时事描述性和阐释性层次，上升到理论思辨的层次，必须走跨学科道路。因此，他提出“把国际政治纳人世界历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纳人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在他看来，国际政治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戏剧、插曲和浪花，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曲折反映”。文明造就历史，国际政治是世界历史的“部件”。

研究当代中国外交，也需要我们持正确的历史观，学会从中国历史进程中寻求对中国外交的解读。一般认为，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渊源应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如自新中国成立后历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相关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思想传统。目前，学界一个较普遍的看法是，在当代中国外交教学中，国内学者较少关注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外交思想史的影响。不过，这种局面正在得到改观。北京大学杨公素与张植荣在其新版教材《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中，用其第一章专门探讨了中国的“历史的遗产”，分别从“中国”的由来及其疆域的变迁、大一统的天下观、华夷秩序论.古代中国的外交思想等四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古代的疆国观念与外交思想，并深人分析了近代的民族危机与外交教训。①北京大学叶自成开设的“中国外交思想”课程，从“易经与外交思想的哲学与基本方法”起始，深人地讲授了中国古代外交思想尤其是春秋时期外交思想的内涵，在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外交思想梳理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尝试。②此外，山东大学陈尚胜则从儒家的天下观、王霸观、华夷观和义利观这四种观念形态探讨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结构与原理。③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古代的外交思想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对教学的影响仍然不是很明显。从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看，还远远无法对中国外交教学形成自觉的知识和资源支持。这是非常遗憾的局面—我们的人文精神、战略文化并未在当代中国外交教学中占有它们应有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在外交思想的探源上，一部分美国学者走在了中国学者的前面。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傅泰林在其开设的“中国外交政策:国际关系与战略”课程中，专门有一章探讨了“中国古代思想”，该章涵盖了诸如“《论语》的哲学诊释”、“孔子:思想与政略的人生”、“从文明起源到公元前221年的中国历史”以及“上古至公元6世纪的中华思想史”等议题;此外，该课程还设有“孙子兵法”、“诸葛亮的军事与战略思想”等章节，用以探讨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⑤研究美国外交的学者都很清楚，分析美国外交的起源，需要考察美国的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等，甚至西方外交的根源都存在于类

似《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经典文献所包含的思想之中。在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其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往往也是结合起来的。例如彼得·卡赞斯坦在讲授美国对外政策时，首先探讨了美国外交政策来源的多重传统，重点讨论了其“国内基础(domesticfoundation)"，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讲解了美国的对外交往与外交政策。①这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外交时鲜有讲授中国的历史与思想史形成了令人深思的对比。

(五)研究方法的训练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科学在教学体系或者课程体系中都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在过去3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经济学和社会学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其结果是，这两大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变得比较规范，研究质量也越来越高。相比之下，政治学、国际政治(包括外交)研究则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一直不够。不过，近年来，政治学已经开始注重加强研究方法的训练。从2007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政治学专业与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合作举办了连续三届的研究方法培训班。据了解，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的政治学专业已经开设了两到三门研究方法课程，包括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但是，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专门的研究方法教材则比较少。②在外交教学中，研究方法仍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高校国际政治和外交学在职研究生专业的学生在全面、系统地掌握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