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后人类学的宣传提倡分析

经过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七十年代后期，我国社会科学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在制订“六五”规划中，社会学、民族学得到恢复，有了发展。人类学也处于宣传提倡的阶段。

1978年，上海复旦大学、自然博物馆的人类学工作者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反映应该恢复人类学的研究工作，设立研究机构和全国性学会组织。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在民族学小组上，北京、上海、武汉、厦门、广州等地代表，再一次倡议恢复人类学，并由王良志同志到北京征求在京老一辈专家签名支持，后建议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情况与建议》中全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支持下，1980年9月，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委会在北京成立。1981年5月，在厦门召开“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会中正式成立中国人类学学会，并选出第一届理事会。学会成立后，到1994年已召开三次大型“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和两次笔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中国人类学学会现有会员三百多人，另有团体会员四个，即:中国各民族体质调查组、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上海人类学学会、东北人类学学会。自筹委会成立以来到现在，中国人类学学会已出《通讯》182期，《国外人类学》三辑，介绍国内外人类学的动态、情况和成果，对人类学的宣传起了一定作用。

在教学上，除了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外，1981年5月，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设考古学专业和民族学专业，并招收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生。厦门大学1981年招中国民族史专业研究生，1982年招人类学专业研究生，1983年招考古学专业研究生，1984年2月成立人类学研究所，9月成立人类学系，除考古学专业外，增设人类学专业。中山大学、兰州大学还设有人类学中国民族史的博士点，云南大学历史系设有人类学专业。

1983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代表团秋浦等人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学术讨论会”。1984年3月，根据中美文化交流，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代表团一行10人由罗西教授率领来我国访问交流，曾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厦门、广州等地访问。在厦门时与厦门大学及中国人类学学会有关人员座谈，美国代表团专家还表示欢迎中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回访。1992年6月，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成立，曾在山东维坊召开学术讨论会，并组团参加“第十三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出版通讯和文集。

根据中美文化交流计划，1984年9月美国依阿华(Iowa)州立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系黄树民副教授到厦门进行人类学专题调查，厦门大学派四位助教和研究生配合他，调查的专题是“生产责任制对农业生产的作用”，调查的地点在厦门禾山公社蔡塘大队，到六月结束。结合来厦调查，他还受厦门大学聘请为人类学系客座副教授，对该系师生讲授《人类学导论》、《应用人类学》等课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也与美国、香港中文大学交流讲学，接待有关人类学家到中大讲学。

厦门大学领导在1993年年底宣布撤销人类学系，将该系考古学专业归并到历史系，将人类学专业归人类学研究所，只招硕士研究生，值得庆幸是:在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改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并成立“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中心”，出版通讯7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七个研究室中，有一个“文化人类学研究室”，并成立“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

1993年7月1日，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把民族学作为一级学科，包括六个分支学科(民族问题理论、民族语言、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民族史、民族经济、世界民族)，首次提出了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但国外和我国台湾都是人类学包括民族学，我们却相反;且少数民族的宗教、语言均归宗教学、语言学，对民族史却不同处理;这些均需在今后进一步完善的。科学分类反映了对学术研究的深度，也得与国际上对口，这些问题，相信今后会解决的。

我国是一个十二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丰富的人类学资料，亚待我们去研究和利用，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的恢复宣传提倡，虽取得一些进展，但还是很不够的。我们希望在今后继续进一步宣传提倡，在“七五”期间，全国学科规划已将“人类学研究”列为重点项目。在“八五”期间，也列入“中国人类学研究”课题。希望在高等院校多设人类学系，多培养人类学人才，为人类学的宣传发展准备条件，并引起领导和群众的重视，使社会上认识需要人类学。要作到这点需要我们根据中国国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尤其是发展当前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应用分科，来填补我国人类学的空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